谈到现今文化界，人们每每叹息文化大师越来越少，恐“硕果仅存”的几位大师作古后，中国将不再有文化大师了。其实何止文化大师日见其少，便是有学问的文人也越来越少。而一个有趣的现象却是，出版的“著述”反倒越来越多，多到令人惊讶的地步。这便是人们惊呼的文字垃圾现象。
古人有著书忌早之说，大学者黄侃曾说“五十当著书”，所以他五十岁生日时，可以称为文化大师的章太炎的贺诗有一联为：“韦编三绝今知命，黄绢初成好著书。”所以说五十当著书，并不是说五十岁以前不能著书，而是说须先扎实做学问，一般到五十来岁时学问始有所成，方好著书。一个学者，最重要最根本的是学问，应先扎实做学问，有了学问再著书。而现在文化界普遍存在着浮躁之风，不愿坐冷板凳，不愿下苦功做学问，为了名利而急于写文章编书，似乎只有多发表文字才能证明自己的水平。其实不然，著述与学问并不能划等号，从某种意义上讲，著述和学问是两码事。当年梁启超推荐陈寅恪到清华研究院任职，院长问有什么学位有多少著述，梁启超说，没有什么学位，也没有多少著述，只是学问比我强。陈寅恪便被聘到清华园，成为著名的清华研究院四导师之一。
我们为什么作论文、著书，本是不必问的问题，而现今却不能不提出来。本人在一个刊物编辑部工作，许多作者投搞，都说是为了评职称。《光明日报》一位编辑曾撰文说，竟有作者要求“照顾”。而从我们编辑部来看，要求“照顾”甚至找关系、托人情的，绝不在少数。还有的公然要求在别人的文章上署名。整个学术界，已经到了无法可想的地步。而这又和我们许多单位评职称时只要求字数、不问论文水平不无关系。解放前有因一篇论文而成为教授的事，是因为一篇论文可见作者水平。我们现在也有因一篇论文而评为教授的事，可惜不是因为论文水平高，而是该文能在国家级刊物发表。某大学规定必须有一篇论文发表于国家级刊物方能评为教授，于是便有了出钱在一家国家级出版社出版会议论文集，而使好几个人得以晋升为教授的事。还有些人评了研究员，不是因为有学问，而是所编的书得以出版。有的则连编也没编，只是在别人编的书里署了名。在我们的社会里，有著述而没有学问，已是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学位、职称不代表学力和学术水平，已不足为奇。
现今许多出版社出书，不看质量只要钱，确实是文化界的耻辱，致使一些好书不能出版而文字垃圾却充斥市场，只能令人徒唤奈何。至有文友告曰，有人著书已不是抄袭，而是复印，出版社照出不误。“王同亿现象”，并非个别现象。见利忘义的出版社使文学垃圾泛滥成灾，不问水平只看字数的官僚主义评审办法又使制造文字垃圾者名利双收。
而这无疑又是对衰微已甚的认真治学之风的严重打击，进一步助长了已无法扭转的浮躁之风，真是一种断送学术的恶性循环。
论文和专著，本是评职称的依据，而现在却弄得没有严肃性可言。许多人不是因为学问作论文，而是为了评职称为了名利才作（其实是拼凑）论文，因此也就有极高的发表欲，有了撰述和发表方面种种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所以有学者深有感慨地倡言，有些论文，不但不能作为评职称的依据，而且只能是不能晋升职称的依据。因为文中连一些基本原理都没弄清，出现常识性错误，正好说明作者水平太低。据说北京大学邓广铭教授招收研究生时，一报考者先送上自己的两本撰著，结果却落选了，这除了从书中可以看出作者基础欠扎实外，想还有学风浮躁的因素。因为不扎实做学问而急于出书，是治学的大忌。现今许多中青年学者，包括一些已成名者，著述中时见“硬伤”，显示了明显的底气不足，都说明治学不扎实造成了怎样的后果。可惜十分注重论文质量的实际水平并关心学风的学者并不多，掌管学术界和文化界的官员，有这样识见或能注意到这一点的则更少。
我们目前的状况是，不能认真做学问，急于撰述、发表的人，甚至粗制滥造、胡编乱抄，制造文字垃圾的人，大都名利双收。而治学方法对头、切实做学问的学者，在职称、待遇方面却往往是要吃亏的。多年来甘于坐冷板凳、学有所成的真学者，社会影响反倒不如一些假学者。这才是现今文化界的最大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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